建国后较长时间“左”的错误，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禁区，也严重地影响到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致使语文教材至今仍有遗珠之叹，这就是至今仍然缺少被毛泽东同志称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作品。50年代初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粗暴地株连了推崇武训的陶行知，使得本应成为新中国教育奠基石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创立者被打入“冷宫”几十年，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初，即使在教育界也大都不知陶行知为何许人了；编写和修订教材也迟迟未能选入陶行知的作品，也更没选写陶行知感人事迹的诗文。这对我们的教材建设乃至整个教育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陷。
在中国近现代的专家学者中，毛泽东同志尊称“伟大”的只有二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就是陶行知。毛泽东的评价，代表了党内外的普遍良知。宋庆龄称他“万世师表”，周恩来说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吴玉章称他是“前无古人的教育家，一个时代的英雄”。李维汉说：“陶行知先生，是人民大众最亲切的朋友、导师和领袖。对人民忘了自己，对朋友与人为善，对青年诲而不倦。对敌人有最大勇敢，对困难有最大顽强。”“陶先生不是共产党人，却是共产党人应该学习的榜样。”翦伯赞称他“有儒家的风度，墨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精神，他是自古以来哲人的合体”。徐特立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优秀的人民教育家”。胡乔木说：“陶先生的死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诗人郭沫若说“陶先生是一个真善美三者具备的完人”，其“大哉陶子”等几句献辞，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他“大哉鲁迅”的几句话。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大会上，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所致悼词也明确肯定：陶行知与鲁迅“走的同样的道路”。各人言词虽有区别，所表达的意思却与毛泽东的评价完全一致。
这两个铁骨铮铮的伟大学者，用他们只活到55岁的有限的生命，给后人留下了两座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有效地开采利用这两座宝库，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鲁迅更专注于笔耕，更侧重于文学创作、思想文化斗争与建设，他这座宝库也就更全面、更丰厚一些。建国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重视对这座宝库的开采利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册《语文》中有关鲁迅的内容——从鲁迅的诗文，到别人写鲁迅的诗文，足以汇成一本厚重的专著。这对于几代青少年学习语文、培养高尚的精神情操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在终生不懈地致力于教育事业、努力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同时笔耕不辍，兼顾思想文化斗争和文学创作的。他这座宝库虽然更侧重于教育理论方面，却也有着十分广泛的建树，也有许多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堪称“第一”的创造：他最早强调教与学的紧密结合，第一个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认同而一直沿用至今；他最早抓住“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这一最大的国情，发起平民教育下乡运动并躬身实践，是留洋知识分子中最早重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第一人。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等文中几次讲到：“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寄信给毛泽东同志，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在乡村里搞一搞。”（《周恩来选集》上卷179、333页）可见我们党的领袖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受有陶子的影响和启发；早在30年代中叶，他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教育与人口、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力主张少生、优生、优教，是现代中国最早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主张的人之一；他曾任《申报》顾问，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大量杂文，与鲁迅并肩作战；他积极主张抗日，九·一八事变后在《战神前的对话》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不能“久战”，中国则利“久战”。他是最早提出对日“久战”主张者之一；1936年7月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受救国会派遣出国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两年间环球十万八千公里，周游26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宣传抗战并联合华侨和国际力量支持国内的抗战。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讲到：抗战初期邓小平会见美国人士，首先就谈日本军事物资从美国进口高达54．4％的问题。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就是陶行知：在美国的码头他看到将要运往日本的废铁堆积如山，就与友人创办中华经济研究社，在大量收集资料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确切数据证明“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万4千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将此结论公之于世的同时，他还在美国的各种集会上与码头工人中广泛演讲，为促成美国对日本禁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四访加拿大，历时两月余，是最早与白求恩大夫建立深厚友谊的中国人。他把加拿大华侨的捐款和个人演讲的门票收入都汇寄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购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直接支持了我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像这样的重要建树举不胜举。名列近代世界八大教育家的陶行知，最重要的贡献当然还是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这个创立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主要特征，要求学生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主张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紧密结合，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培养人中人”，反对“培养人上之人”的教育理论，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依然十分需要的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有着极大的指导与促进作用。
作为以普及教育为职志的教育家、大众语运动的健将、杰出的大众诗人，陶先生的诗文都是用通俗精炼的大众语写成，也最适宜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在他那皇皇数百万言的著作中，像《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马克思墓》：“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马克思墓的号数），小坟葬伟大。”还有《自立歌》、《农夫歌》、《为老百姓而画》等许多诗篇，《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一个教师与家长的答复——出头处要自由》、《民主的儿童节》、《给育才学校师生最后的一封信》等许多文章，都是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精悍的范文，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将为其增色不少！还有他那“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与感人事迹，也都是可以进入中小学教材的好材料，能够对广大师生发挥其无可替代的教育和感召作用。然而，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进入新时期已20年，陶行知研究会已发展到全国20多个省市，广大师生学陶师陶活动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也屡经修订编写，却没让陶行知进入教材，未能及时地消除这一“左”的烙印，一任历史的惯性作用向前滑行。这损失有多么巨大？是可以参照开采鲁迅这座宝库的成绩做出大体估计的。因为陶行知这座宝库虽然在全面与丰厚上比鲁迅逊色，却更多的是直接为着教育、特别是为着普及教育而创作的，对于中小学教育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和更强的针对性。因此对于这一座开采的成绩有多大，对另一座不开采的损失就有多大，是大体不差的。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尽快行动起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适应广大师生学陶师陶的需要，用陶行知进教材的强有力的举措把过去的损失尽可能多地补回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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